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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中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遇春君时的情形。那是在2006年浙江大学举办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春天的杭州,空气很温润,会议的间歇,偶遇遇春君和他的同门师兄、现武汉大学教授叶立文。那时的李遇春刚过而立之年,洋溢着青年人的才气和朝气,但性格丝毫也不张扬,相反略显矜持甚至腼腆。现在,一晃7、8年过去了,遇春成果丰硕,成了一名优秀的青年批评家和大学教授。我与他的交往增多,友情渐深厚,对他的认识也更丰富,不过在根本上,他当初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并没有太多改变,只是增添了几分坚韧和执著――在多次交往中,我发现,李遇春的外表虽然温和纯净,但做事却颇果敢而坚韧,而且处事干脆利落,绝不拖沓柔弱。文如其人。读李遇春的批评文章,也深感其批评风格一如他的为人:沉静平和的表面深藏着执著坚韧的个性,蕴含着独立的勇气和内在的力量。具体的体现,首先在其批评观念和方法上。在许多人看来,文学批评是一种灵性和才华的工作,不太需要下功夫,也不太需要思想的厚重(也正因此,学院内的不少人轻视文学批评,觉得它的学术含量低)。但李遇春不一样。在谈论文学批评观时,他明确将文学批评的核心定位为“实证”――正如遇春君的导师、著名学者於可训先生所说的:“遇春所说的实证,不仅是以阐释者的经验和知识为依据,证实文学所表现者的实在或可能,而是同时还以作家的生活经历或人生经验为依据,证实文学所表现者的萌蘖与机缘。”①李遇春的“实证”明确区别于纯粹的感性批评,努力追求着科学性和客观性,试图从“史证”和“心证”,即历史分析和心理分析两个方面,进入到作家的人生经验和心理世界中,以窥探作家作品的深层精神和艺术个性。在批评家主体意识和西方理论话语盛行的当下批评界,李遇春的实证式批评方法显然与时尚不合,它需要大量的资料搜集和文本阅读等细致工作,需要扎实的例证、周密的逻辑。这一切,只依靠单纯的灵气是肯定不够的,它必需批评家沉静踏实的心态和足够的苦功夫。在具体的文学活动中,李遇春充分地实践着他的批评观。典型如他的批评专著《西部作家精神档案》。这本著作篇幅近40万字,所论的作家却主要只有张贤亮、陈忠实和贾平凹三位,批评态度的沉静平和而方法的深入细致是造就这一情形的根本原因。先说其批评形式。该著对三位作家的论述都采用了“集束”的方式,也就是以多篇文章,从多个侧面、多个角度来进行评论。这样的批评是绝对不能讨巧的,因为如果不对研究对象做深入把握,不断地另辟蹊径、选择更有深度的角度,就很容易陷入自我重复的窠臼。可以说,像《西部作家精神档案》这样的著作,虽为批评,却已经具有了学术研究的某些性质,也是踏实和沉静批评风格的结晶。再来看其批评方法。该著的史证和心证方法相当典型,其中既有深入细致的文本解读,又充分将作家的生活、心理与作品结合其中,将作品思想、艺术表现乃至情节细节与作家精神世界做深层关联,从而将作家世界与创作世界融为一体――在这里,我以为可以稍微延伸到於可训先生在《小说评论》上主持的“小说家档案”栏目。这个栏目由作家自白、批评家与作家对话以及批评家的文章三部分构成,在一定程度上暗合李遇春所追求的史证和心证相结合的批评观。李遇春在该栏目发表过不少文章,还访谈过贾平凹等作家。不知道李遇春的批评观是否受这一栏目的启迪,但确实可以说,李遇春以《西部作家精神档案》为代表的文学批评正是一种对深层次文学交流的探求。其次,它体现在批评立场上。李遇春的文学批评涉及多个方面,既有当下活跃的陈忠实、贾平凹、阎连科、李锐等作家,也有争议较大的“十七年文学”中的贺敬之,以及更早的丁玲、何其芳等人。无论是针对哪一类作家作品,李遇春的批评立场都相当一致,就是持论都比较客观、宽厚,多寻求心灵的理解,而不是剑走偏锋,以偏狭和激烈取胜。其中,最能体现这种批判立场的是对丁玲、贺敬之等作家的评述。近年来,左翼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在学术界评价呈现两个极端,要么是彻底否定,要么是全力推崇。李遇春的评论不一样。它不是作简单的跟风式表态,而是尽可能客观地展现研究对象的面貌和特征。如在谈论贺敬之的诗歌时,他既注意到其诗歌创作在“现实”与“规范”之间的复杂阶段性,更从“话语融合”的角度,从文化话语、政治话语和文体话语等方面,“试图揭示贺敬之红色文学经典的多元文本解构”,将之誉为“一种新型的文学话语空间的开创”。在谈论丁玲、何其芳的延安时期创作时,也是采用心理分析方式,将文本话语与作家内在的心理机制结合起来,探究其文本背后复杂的心理动因②。左翼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内涵与当前现实关联紧密,我们对它们的认识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冷静客观,更难达到大家的共识。李遇春的观点也肯定有人不认同,但不可否定,他的批评态度是温和宁静而力求客观深入,批评立场也是平和而力求科学的。沉静踏实的批评方法,客观冷静的批评立场,从表面上看似乎相当温和,看不到批评者的个性和力量。但其实,李遇春的批评并不匮乏个性,而是有自己鲜明的价值观念,有自己的个性坚持。其一,李遇春的批评观念就体现他的独立个性。李遇春的文学批评绝不缺乏才气,其早期也曾经涉猎过形式话语的批评方式,但他却宁可放弃轻灵的宝剑,选择厚重质朴的大刀,背后是他对文学批评认真深入的思考。他曾经这样表白过:“我仿佛看透了批评家的各式知识游戏,信仰启蒙主义的批评家执着地大谈特谈诸如‘民主’‘自由’‘人性’‘个性’之类的宏大概念,坚守存在论的批评家总是乐于到文本中去勘探‘存在’‘荒诞’‘绝望’‘虚无’等所谓生命的真相,还有无法穷尽的后现代理论中各种时髦的关键词,批评家们常以此为文学批评法典,做着无休无止的演绎性的文学阐释游戏。”③也就是说,李遇春之踏实沉静的文学批评观,既体现着他对文学品质追求的执著,也传达出他对文学和文学批评品格的独特理解。或者说,他所坚持的批评观念,是他个性和信心的凝聚,也是对时下不良批评风气的无声抗击。其二,李遇春的批评立场也蕴含着坚持的力量。有人认为文学批评应该以观点取胜,认为旗帜鲜明的二元对立观点是批评的基本原则。但我以为并不尽然。对文学批评来说,观点的明确当然需要,但绝不能满足于此,更不能以观点来评价文学批评的优劣。理解的准确和思想的深刻才是更有效的文学批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真正优秀的文学批评不应该是简单的、表态式的,而应该以准确犀利、思想深刻取胜。甚至可以说,由于作家和文学创作本身的复杂多元特性,优秀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都往往不是一元的,肯定与否定、认同与批评常常会交织、错杂在一起。比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大家李健吾的批评文字,就几乎没有对哪个作家作品简单地说好说坏,而是客观地呈现他(它)们的个性特点,在不同的类比和对比中凸显出其意义或缺失。但正是在这些貌似没有明确肯定或否定的呈现与比较中,批评者的价值立场得到清晰的传达。从这个角度看,李遇春的文学批评也许较少那种鲜明的爱憎和立场的决断,却绝对不乏观点和立场。它如略嫌沉重却更厚实的挖掘机,在丰富的材料和细致的文本阐释中步步推进,既展示了独立的文学认识,也毫不犹豫地明确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不能说李遇春的文学批评已经完美了,但确实展示了自己的个性意义。这种批评方式,显著地区别于当前文学批评盛行的“表扬批评”与“酷评”(也就是所谓的“捧杀”与“棒杀”)两种极端批评方式,也蕴含着许多健康文学批评方式的内在特征,传达出对良好批评生态的呼吁和期待。事实上,在提出“实证”文学批评观念之后,李遇春还发出了“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正名或辩护”的宣言,希望以“实证精神和方法”来倡导当前的中国文学批评④。虽然在时下潮流中,这些倡议难以得到有效的回应,但却可以感受到李遇春的力量和信心。正因为这样,尽管才刚过不惑之年,李遇春的文学批评却已经具有了与其年龄不相一致的成熟,正在形成其严谨内敛又充满力量的批评个性风格,并赢得了批评界的广泛认可与良好声誉。才气型文学批评和沉静踏实的文学批评属于两种不同风格,适合不同的场合,也很难简单臧否,但相比之下,沉静型文学批评更需要批评者内在的修为――就像金庸小说中的降龙十八掌一定需要深厚的内力支撑一样――不知道李遇春是否有加强自我修为的自觉意识,但总而言之,近年来,李遇春的学术视野部分地从当前文学批评撤离,转移到近现代文学的旧体诗词研究上。旧体诗词研究的意义不需多言,但是要做好它,难度确实不小。其一,它需要敢于逆潮流而行的心劲。因为在现代化的潮流之下,旧体诗词一直不被视为正宗,近年来虽略有改变,但其边缘位置并未真正得到改善。其二,它需要“坐冷板凳”的研究态度。因为研究界的长期忽略,旧体诗词的资料零散,需要进行大量扎实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在以数量见效率的当下学术界,没有足够的耐心是难以做好的。其三,它还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多方面的艰难修为。旧体诗词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产物,要研究好它,必须有很好的传统文化功底。而这,绝对不是一项可以速功的事情。也正因如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旧体诗词,许多人认同其价值,但真正愿意花费心力去研究的人非常之少。虽然李遇春也感到艰难:“我不得不在‘新文学’与‘旧诗词’之间奔忙,有时候觉得自己仿佛分裂成了两半:一半在现实中,一半在历史里。”⑤但他却已经坚持了近10年,并且扎到里面就不愿意脱身,继出版了研究论著《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之后,又连续编辑出版了《现代中国诗词经典》(诗卷和词卷)两个旧体诗词选本。虽然对于一个从现当代文学研究出身的学者来说,治旧体诗词肯定有不小的难度,但李遇春确实为之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不但广泛搜集了大量旧体诗词作品,进行了细致的阅读评析,而且还在勤学格律、练习旧体诗词的写作。显然,他是想通过亲历创作的方式感受旧体诗词的独特形式,既让自己更深地浸淫于传统文化之中,深化自己的传统文化素养,同时也能在更深层次上抵达研究对象的心灵和精神世界。正因为李遇春有着如此认真的投入和刻苦,所以他的旧体诗词研究起步不算早,但成果质量却很颇为可喜,赢得了包括著名古典文学学者王兆鹏教授等人的许多好评。这是很不容易,也是很值得祝贺的。依我个人所见,李遇春之所以能够在这样有着“跨界”难度的研究中取得不俗的成绩,除了他个人的兴趣和努力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原因,就是他在精神上与旧体诗词的某种契合。换言之,在李遇春的性格气质中蕴含着与中国旧体诗词相通的一面。他的沉静坚韧,使他愿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旧体诗词中去寻找心灵的归宿,无论是在对古典诗词的阅读、研究还是创作中,他都能够感受到精神和心灵的愉悦。正是源于这种内在的热爱与精神的契合,他才能够长期扎根其中,自甘落寞地艰难耕耘。从长远看,李遇春的这段旧体诗词研究对他未来的现当代文学批评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他暂时将很多精力放在了旧体诗词研究上,但我相信他最终肯定还是会回归到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来――因为我始终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出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现当代文学学者,传统文学(文化)方面的素养太弱了(李遇春虽然比我年轻好几岁,但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大体相似),从长远看,这肯定会对我们学术研究的高度和深度构成严重的制约。深入传统,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我们亟待加强的素养。在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是有心插柳还是无意为之,李遇春总之是有所收获了。我估计,在经历过几年的旧体诗词研究的洗礼,他再重新集中进入现当代文学领域的时候,应该会有新的进境。具体情形虽然猜测不到,但却可以这样预期。注释:①李遇春:《西部作家精神档案・序》,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页。②④李遇春:《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页。③⑤李遇春:《从阐释到实证――我的批评独语》,《西部作家精神档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64页。(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本栏目责任编辑马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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