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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听取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系报告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报告中公布了多起典型案例,其中之一是自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后,备受关注的“超生即辞退”制度。今年5月,包括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全兴在内的4名学者联名向法工委提出审查建议,认为“广东、云南、江西、海南、福建、辽宁、贵州等七个省的地方立法中有关‘超生即辞退’的规定违反了法律规定。为纠正和防止地方立法随意突破法律规定,建议对地方立法中增设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法定情形的规定予以审查”。 随后,法工委对涉及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中关于“超生即辞退”的规定进行审查研究,并于2017年9月致函有关地方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有关地方性法规中类似的控制措施和处罚处分处理规定作出修改。 这一记重拳的推出,使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迎来重大变革,在一些地方实施了几十年的职工“超生即辞退”制度将退出历史舞台。此次报告中提到,目前已有一省对相关地方性法规作出修改。 那么,地方已经作出立法修改的意义为何?对于职工来说,可否据此维权?“超生即辞退”的审查建议中,是否包括国家公职人员?审查建议中提及的其他省份是否会迟迟不进行法规修改?在地方法规修改之前被辞退的企业职工,可否恢复原职? 针对以上热点问题,红星新闻专访审查建议人王全兴教授,在王全兴眼里,他提出的审查建议目前取得的进展,既体现了国家对公民建议的重视,也反映了国家正在用法律思维落实计划生育政策,这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转型。 ▲“超生即辞退”审查建议人王全兴 关于“超生即辞退”问题 红星新闻: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 王全兴: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劳动法学界早就关注到的,不是我一个人在关注。首先,我们在理论上有争论,企业对于违反劳动纪律的人员给予纪律处分,这没有问题。但劳动纪律指的是劳动过程中的义务,如果劳动者违反的不是劳动纪律本身,而是其他义务,比如社会道德、计划生育、晚婚晚育此类,企业是否有权力进行纪律处分?这个问题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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